第17章 外现僧相内是俗——仓央嘉措情歌之谜 (1)（第2页）

　　如果没有《列隆吉仲日记》的正面记载，其余的三种记载，似乎都靠不住了。

　　其二，拉藏汗奏报，是他在“不守清规”的前面裸地加上了“耽于酒色”四个字。问题在于，拉藏汗是仓央嘉措的“政敌”，对立方提出的说法究竟能有多大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而在文献记载中，这件事实际上是这样的：拉藏汗处死桑杰嘉措后，开始对仓央嘉措下手，他首先斥责仓央嘉措不守教规，继而召开格鲁派上层高僧会议，企图从宗教内部事务的角度达到废黜仓央嘉措个人目的。但是参加会议的格鲁派上层僧侣大多数并不怀疑仓央嘉措的喇嘛身份。一计不成，拉藏汗只好奏请康熙皇帝，干脆挑明了说他“是假”。

　　从这里可以看出，拉藏汗对仓央嘉措私生活的指责是没有获得格鲁派僧人们的赞同的，僧人们认为仓央嘉措仅仅是“不守教规”，是“迷失菩提”。然而整个事件的发展是操控在拉藏汗手中的。他首先将“不守教规”衍变为“不守清规”，再将“不守清规”扩大化为“耽于酒色”，这完全是他一意孤行、霸王硬上弓，因为任何人都明白，这三者之间是绝对不能划等号的。

　　那么，仓央嘉措的“不守教规”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第三类记载——五世班禅的自传。这本自传记载了1702年6月的一个事件，当时，仓央嘉措确实生活懒散，且喜好游乐。桑杰嘉措反复规劝，并督促他身边的人严格管教，同时，还给五世班禅写信，请他以师父的身份管教一下。恰好这时，按照以前的约定，桑杰嘉措安排仓央嘉措去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由五世班禅给他授比丘戒。

　　当时，五世班禅建议仓央嘉措为全体僧人讲经，但他拒绝了。五世班禅又劝他受比丘戒，他又不肯。传记中说：

　　（仓央嘉措）皆不首肯，决然站起身来走出去，从日光殿外向我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把这两句话交替说着而去。当时弄得我束手无策。以后又多次呈书，恳切陈词，但仍无效验。（仓央嘉措）反而说：“若是不能交回以前所授出家戒及沙弥戒，我将面向札什伦布寺而自杀，二者当中，请择其一，清楚示知。”休说受比丘戒，就连原先受的出家戒也无法阻挡地抛弃了。最后，以我为首的众人皆请求其不要换穿俗人服装，以近事男戒而受比丘戒，再转法轮。但终无效应。

　　这段文字出于五世班禅大师的自传，是当然的正史材料。按照一般的理解，它是仓央嘉措生活**的旁证，可是，在《列隆吉仲日记》来路不明、拉藏汗的说法不可信的情况下，旁证有什么用呢？人们相信这条证据，无非是这段材料是五世班禅写的，史料价值更高。

　　但是，如何读它却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同的解读方法，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其一，这段文字只不过记载了仓央嘉措不愿意受比丘戒、而且希望将以前受的戒放弃，这是宗教事务上的事儿，怎么能作为生活**的证据？实际上是人们在臆测，他受了戒之后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不方便私会情人、喝酒游乐。可是，臆测的东西，能当做证据吗？

　　同时，我们立刻会意识到第二个问题：如果他真的向往世俗生活，干吗不干脆连活佛都不当了，这岂不痛快？从五世班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即使是放弃了出家戒，也可以继续受比丘戒的，还是可以继续活佛生涯的。虽然此时的仓央嘉措没有选择这种折衷方案，但不代表他不想当活佛。

　　其三，是这段话中最大的误解和附会：五世班禅劝仓央嘉措不要穿俗人服装。这段话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他以前在布达拉宫就开始穿俗人服装了，就像《列隆吉仲日记》中说的“身穿绸锻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等等俗人打扮，既有正面记载，又有侧面印证，以此，人们可以将这段细节作为其生活**的证据。可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列隆吉仲日记》的记载，就是因为五世班禅这段话而编造出来的呢？

　　而这段话其实还有另一种读法：五世班禅眼见仓央嘉措放弃出家戒，非常担心他穿俗人衣服，所以文字上用词是“请求其不要换穿”，而不是他已经穿了劝他别再穿。

　　联系上下文并结合佛教仪轨，这种理解应该是更准确的。在佛教中，近事男就是优婆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在家居士”，平时可以穿俗人衣服，但在重要的佛教活动中是要穿规定的衣服的，这就是汉族地区通称的“海青”。五世班禅此时的意思是，仓央嘉措虽然执意放弃了出家戒（也就是沙弥十戒），但希望他保持自己的近事男戒（即居士五戒），如果不换俗人服装，也是可以继续受比丘戒的。

　　此外，从这段文字上来看，仓央嘉措绝不是自绝于格鲁派宗教集团，起码他对五世班禅的礼敬还是恭谨、严肃的，要真的是一个**不羁的浪子哥儿，哪还会“三叩首”、反复说出“实在感愧”的言语？可以说，他对佛事是尊重的，只不过，他有他对佛教的理解。这种宗教理想，直接决定了他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而这种宗教理想又是不能明说、说了也不被人接受的。现实生活与宗教理想之间的格格不入，最终让他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他的宗教理想是什么呢？他的现实生活与这种理想发生了什么碰撞呢？

　　这就有必要分析关于他生活**的第四种证据——他诗歌中透露的“生活细节”。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作品多少能反映出来他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变化，尤其是诗歌这种短小灵活的文学载体，适合在短时间内捕捉、记录生活场景和内心所想。所以，对一个诗人的生平研究，从诗作角度入手是可行的，但是，这却不是考量标准，尤其是不能从字面上理解。

　　比如，唐朝诗人朱庆馀的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如果按照表面意思理解，这就是写新娘新婚后第一天的生活细节和一种新娘子特有的内心变化，完全是日常生活的情调。

　　难道，我们据此理解这是朱庆馀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吗？

　　实际上，诗的名字叫做《近试上张水部》，是诗人问前辈文人张籍，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入考官的眼，能否中举。

　　仓央嘉措的诗也完全属于这类情况，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误读和误解就非常明显了。尤其考虑到少数民族诗歌善用借喻的手法和善于抒情的风格，以及仓央嘉措身为宗教领袖而非职业诗人的身份，从诗歌角度入手考量他的生平、从字面推测他的生活，确实不是太合适。

　　比如，在前文“诗歌之谜”中我们提到过的一首“东山诗”：

　　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于道泉译本为：

　　从东边的山尖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的脸儿，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